如果因为“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”就判断“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”就不严谨了。南京并不是国家中枢，南京户部和北京户部储备的财物是不可能相比的，而安宗重新组织朝廷，必然增加财政开支。更何况对顺清的战线都已拉长，战争时期的各项财政开支一定会急剧增加。此时“减免税赋”，除了赢得言官清流（而且必然是龚鼎孳、光时亨这一类“慷慨激昂党”）的赞许外毫无疑义，也肯定没法推行。在这一问题上，史可法的判断是现实的。

明朝亡于财政破产，而崇祯朝的财政危机总爆发是一个大题目，应当结合黄仁宇先生对明代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分析来看。网上有研究者认为明中期以后社会财富大多聚集于工商业阶层，而出身江南的文官集团将国家的财政基础定位在农业税收上，过分保护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（/publicforum/content/no01/1/297900.shtml）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弘光朝的财政政策是更依赖于农业税收还是工商业税收，有待熟悉史料的师友解答。

不过，将弘光朝的税收与李自成、满清相比，有点不伦不类。李自成的“免赋”前面已有分析，饱受战争和饥荒残害之地无赋可征，“免赋”不过是“毫无实际意义的政治宣传罢了”。至于满清，当然不可能继承崇祯朝的赋税政策，至少不可能有道理征收“辽饷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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